執子之手

袁家（上）

這次回家，去看北京的姨媽，問及袁家溯往。姨媽先就想到日本人炸長沙的情形。那時姨媽還是小女孩，大人在樓頂上晾衣服，她跟在一旁玩，看到天上有飛機，覺得很新鮮好玩，突然之間炸彈掉下來，巨響轟轟，姨媽驚得一跤栽倒，從樓梯上滾了下去。那時還不知什麼事情，姨媽說，哪裡見過炸彈？很快就知道日本人打來了，然後開始逃難。

姨媽和母親是表姐妹，姨媽的父親是我外婆的兄長，袁家那一代那一房唯一的男丁。外婆家的故事，母親知道得有限，常說更多的要去問姨媽。我真的去問了，姨媽還瞪圓了眼睛：“怎麼想知道這些？” 我拿出本子和筆，以示決心。姨爹就笑：她要採訪你。于是姨妈就靠在長沙發裡半瞇著眼睛來回憶。她說，還記得我的外婆出嫁的情形。袁家在堂屋外面掛了紅幔，院子裡搭了彩棚，外婆內穿紅衣，外披白紗，被外公家的轎子給抬走了。外婆的新娘裝扮真是奇特，可見那個時候西洋風俗已成時尚，但中國傳統尚不能丟。姨媽小時，最大的事情就是日本人侵略導致袁家逃難，而最喜慶熱鬧的事情，當然就是我外婆的婚事了。

袁家世居湖南長沙，是儒醫之家。祖上讀書做官，姨媽說，以前袁家老宅的廳堂裡，掛了兩副中堂，不知是哪兩代的祖先，頂戴花翎，正襟危坐。又不知從哪一代起，不再做官，而改讀書行醫。醫館藥舖開在前，家宅就在後面。書房取名“袁自立書屋”，不知是哪一代的人命的名，字又是誰題的。袁家似乎人丁甚旺，家業也一直頗興，姨媽小時候曾聽長一輩的姑娘們說過，讀《紅樓夢》，就像讀自己家的故事一樣，那生活方式很是熟悉。

外婆的父親（姨媽的祖父）名松濤，是當地有名的醫生。有一次在街上，他被人用轎子強行抬走，帶到附近的山上，給一個看似山大王的人看病。這人名叫賀龍，受了外傷，估計傷勢甚重，才會要搶個大夫上山來。松濤將賀龍治好以後，被放下山，但對家人絕口不提此事，直到多年以後才露了口風，但仍叮囑不可外泄。袁家的醫術，也是傳兒不傳女，不過外婆出嫁的時候，松濤曾授於她通過看手掌經絡治療小兒病的密訣，目的是要外婆身有一技，萬一坎坷起來，還不致餓死。但是外婆為人糊塗，學過就忘，松濤的苦心也就白費了。

我母親這一代，對松濤有記憶的，只有北京的這個姨媽了。姨媽是袁家的第一個孫輩，記憶中，爺爺總是穿著長袍，不到三歲就教她識字，每當她認得一個字，就會開心的說“真有用啊”——姨媽名“友慶”。以前的大家庭，好像長孫總有許多與祖輩的記憶，比如我的父親也曾經回憶，小時候他的爺爺是怎麼帶他去聽評彈、吃糖果的。

松濤兄弟六人，自己育有一子三女。長子肇敏，就是姨媽的父親；次女肇端，好像一生未嫁；三女肇順，嫁而無子；四女肇德，就是我的外婆。

日本人轟炸長沙的時候（1938年），我的外婆已經出嫁，離開了袁家，肇端、肇順還在。當時大家決議逃難，松濤卻怎麼都不肯走，肇順跪下來苦苦哀求，終於說服了松濤。此後的幾年，一大家子人從長沙一路往湘西，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到長沙。

姨媽說，我們逃難，並不似你想象中的苦。（我想的當然是：爺娘妻子相扶將，塵埃不見咸陽橋。牽衣頓足攔道哭，哭聲直上干雲霄。）那時姨媽的父親（肇敏）是國民政府公路局醫院的醫生，相當於公務員，所以逃難是隨著政府一起撤離的，路上坐船、坐轎子，到了一處，便停下來，有了臨時政府，醫院也繼續開，姨媽就在當地上學；不久日本人又打過來，大家再度逃難。如此數年，姨媽的記憶裡，是換了很多所學校。有一年，逃到了漵浦，居然遇到了也在逃難中的外公一家，兩家人就住在一個院子裡，那時我母親已經出生，姨媽在這裡第一次見到了我的母親。但是這段故事我求証於母親時，被否決了，因為據母親所知，外公一家是往重慶一帶逃的，我的母親出生於貴陽，到貴陽以後絕無可能再折向北逃，所以當初姨媽在漵浦見到的女嬰，多半不是我母親，是母親的大姐（後來死於襁褓）。

即使“不苦”，逃難途中也幾次瀕臨死境。松濤也死於途中。

那袁家的老宅呢？我問姨媽。姨媽說，長沙大火的時候燒掉了。抗戰前期，國民政府節節敗退，為了不給日本人留東西，實行所謂“焦土政策”，敗走之前，先放一把火。長沙的火，極其慘烈，全城皆毀，死兩萬余人，袁家老宅也未幸免。